牽涉到歷史學

旗袍。

這是今天，我與友人聊到一個關於文化議題的物件範例。

我這位今年屆65歲的博學好友，問道：「30年前的台灣社會中，你知道有多少人會做旗袍嗎？」我的直覺是「很多吧！」「沒錯，有可能十分之一的家庭主婦都會做旗袍，或者至少在自己的社區中都能找到做旗袍的師傅；但是現在寥寥可數。或者說，幾乎全台灣找不出幾個會做旗袍的人。」

如果「旗袍在台灣地區的發展史」做為一個「藝術史」研究的主題，則這段歷史研究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，第一手的口述與第一手的文物應是不難取得，因為距離此藝術史研究的當下，只有30年。然而由於此研究的主要對象「旗袍」及其相關概念包括技術與發展中的瑣碎軼事目前已支離破碎地散落，這項假設存在之「旗袍的藝術史研究」或許在方法論上以「圖像學」或「形式分析」所做之藝術史研究中可以被理出一個概念與被發展出來的研究結果，但在以精神分析為方法論基礎的或其他偏屬質性的研究中，這個藝術史主題研究已變得有些模糊難解，主因在於在文化及社會型態快速發展，動態的資訊，特別是詮釋內容的之劇變；而這也僅在30年左右的時間區間內。

由此，一個很典型的藝術史研究之問題是：「我們如何理解、陳述一個已經過一段時間的過去現場？我們如何捕捉當時真實的社會與心理狀態？」這或許更像是「歷史的」問題，無可避免地要藉由史家的論述技巧來發展藝術史及其相關研究，當然也無可避免地，要經歷甚至連史家都感到棘手的歷史研究之挑戰與限制。

藉此，研究者將在接下來的篇幅中，嘗試再擴大文獻探討的資料領域，將之擴及「歷史方法」、「藝術史的方法論」與「不同方法論下的藝術史觀點與呈現方式」，甚至將含括自現代、後現代以降，偏向「文化研究」的哲學與相關當代思潮。儘管範圍及牽涉之知識領域廣袤，但紮根理論重在不斷省思、不斷進行比較、理出複雜事物中的脈絡進而發展理論。因此，在龐雜的各知識系統中爬梳真實的現象，即便初期是微觀的、零散且稍嫌缺乏系統地，持續前進總是此研究對的方向。